《管子》在世界的傳播與影響
《管子》在世界的傳播與影響
時代造就仁人志士，開啟思想盛宴。一冊冊不朽經(jīng)典，潤育一代代華夏子孫，滋養(yǎng)傳承不絕的民族精神，且始于華夏，流布寰宇。
管仲(公元前723年―公元前645年)，姬姓，名夷吾，春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，今安徽省潁上人。從年代來講，他比生卒于公元前551―公元前479年的孔子以及生卒約為公元前571―公元前471年的老子都要早得多，或堪稱“諸子百家第一人”。近代思想家、政治家梁啟超稱其為中國最大的政治家，也是“學術(shù)思想界一巨子”。
西漢末年，劉向奉命校理群書，廣羅不同傳本564種，刪重去復(fù)，定著《管子》86篇，確定了《管子》的最早篇幅形式。宋代出現(xiàn)《管子》刻本。目前學界普遍認為，《管子》非一人所著，也不是一時之書，只是托名管仲所著而已，成書年限大致在戰(zhàn)國到西漢這段時間?！豆茏印方癖緸?6篇。
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典籍中，《管子》是獨特的。
與《道德經(jīng)》《論語》《韓非子》等一家之言相比，它是百家學說之文集，諸子思想之精要，囊括道家、法家、儒家、陰陽家、名家、兵家、農(nóng)家和輕重家等百家之學。全書以黃老道家為主，既提出以法治國的具體方案，又重視道德教育的基礎(chǔ)作用；既強調(diào)以君主為核心的政治體制，又主張以人為本，促進農(nóng)工商業(yè)的均衡發(fā)展；既有雄奇的霸道之策，又堅持正義的王道理想；既避免了晉法家重刑賞、忽視道德人心的傾向，又補充了儒家缺乏實際政治經(jīng)驗的不足，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地位。
《管子》的《輕重》諸篇探討商品間及商品與貨幣間輕重關(guān)系，用中國思維和中國語言表達對價值規(guī)律的認識，并成功運用于齊國的宏觀調(diào)控，目的是既富國又富民，含有兼容國本位與民本位的思想。其貧富均衡思想，主張經(jīng)濟發(fā)展成果要惠及社會全體，照顧社會各階層需求，與當下的共同富裕理念不謀而合。它比西方第一本經(jīng)濟學著作――色諾芬的家庭理財書籍《家政論》早了300多年，堪稱世界上最早的經(jīng)濟學著作。
在亞洲周邊的傳播
唐朝年間，還是寫本狀態(tài)的《管子》經(jīng)由遣唐使傳入日本，成書于奈良時代養(yǎng)老四年(720年)即唐玄宗開元年間的日本古代史書《日本書紀》就有對《管子》的引用。據(jù)學界考證，日本各大藏書機構(gòu)藏有大量的中國版本《管子》，包括明10行無注古本《管子》和朱東光《中都四子》本、趙用賢《管韓合刻》本及衍生本、張榜《管子纂》等《管子》選評本、民國《四部叢刊》本、《四部備要》以及眾多石印本。
江戶時代和明治時代，日本出現(xiàn)眾多刊本，既有全本、也有選本，還有一些校釋類著作，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是豬飼彥博《管子補正》、美濃武欽繇訓(xùn)點《管子全書》和安井衡《管子纂詁》。早期，這些印本以漢文為主，后來出現(xiàn)了日文注釋本和翻譯本，如菊池三九郎的《管子》、公田連太郎的《國譯管子》、遠藤哲夫所著的三卷本《管子》等。其中明治書院出版的三卷本《管子》博采中日《管子》研究成果，對《管子》進行翻譯、注釋、分析，成為日文版《管子》權(quán)威之作，影響深遠。20世紀以來，日本出現(xiàn)了大量有關(guān)《管子》與管仲的論文與論著。目前，CiNii日本綜合學術(shù)信息數(shù)據(jù)庫中與《管子》相關(guān)的論文達170多篇。1987年巖波書店出版的金谷治《管子的研究：中國古代思想史的一面》細致論述了《管子》傳本及其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哲學、軍事、法學等思想，堪稱日本學界《管子》研究權(quán)威之作。
《管子》一書很早就傳入朝鮮半島，但直到朝鮮王朝世宗時期《治平要覽》的引用書目才明確記載了《管子》一書，《韓國書志年表》中有關(guān)朝鮮成宗時期王室向民間求書的記載中曾提到過《管子》。16世紀末，隨著趙用賢《管韓合刊》本出現(xiàn)，《管子》才在朝鮮慢慢普及開來。明朝刊刻的許多《管子》節(jié)選本如陳深《管子品節(jié)》、歸有光《管子評點》，流傳至朝鮮半島。1692年，時任慶向道觀察使的閔昌道重刊了明沈津《百家類纂》，極大地促進了《管子》在朝鮮半島的傳播。
《管子》在很長時間內(nèi)以漢字文本流布。20世紀60年代以后，韓譯本陸續(xù)出現(xiàn)。1969年出版了第一個《管子》韓文選譯本，收錄在《諸子百家》之中。1985年，《管子》的第一個韓譯單行本李相玉《新譯管子》由明文堂出版。2006年，由金弼洙、高大?Z、張勝求、申昌鎬合作完成的第一個韓文全譯本出版，2015年，申東俊的《管子》韓文全譯本出版。
在西方世界的傳播
《管子》在西方的翻譯和研究始于19世紀末。早期主要是對《管子》的綜述性介紹文章，如德國漢學家甘貝倫茨在1886年發(fā)表的法文文章《管子的哲學著作》、1896年法國漢學家哈勒茨的《公元前七世紀的一位中國宰相：齊國的管子與<管子>書》和1918年英國教授愛德華?派克的《2500年前的普魯士文化》。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，西方學者開始根據(jù)自己的研究志趣從事研究并進行選譯和節(jié)譯，如1952年英國漢學家皮特?范?德龍的《論<管子>的流傳》一文，從語言與哲學思想角度考證了該書的成書、流傳以及版本真?zhèn)巍?/p>
西方第一部研究《管子》的專著是1954年出版的《古代中國的經(jīng)濟對話：〈管子〉選集》(Economic dialogues in ancient China；selections from
the Kuan-tzu )，該書由美籍華裔學者譚伯甫、溫公文翻譯，美國經(jīng)濟學家劉易斯?亞當斯?馬弗里克編輯出版。1985年，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美國漢學家艾倫?李克翻譯的《管子》第一卷，并于1998年出版了第二卷。這是西方第一部完整的《管子》英文全譯本。2021年8月，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再版了該書。此外，2011年，巴黎美文出版社(Belles lettres)出版了格拉齊亞尼?羅曼 (Graziani Romain)翻譯的法文版《管子心術(shù)篇》。
在21世紀的今天，《管子》中蘊含的豐富的經(jīng)濟思想仍然具有啟迪意義。尤其是其中的“民本”思想，財富占有與分配的“均衡”思想，對于克服和解決西方資本主義經(jīng)濟長期發(fā)展給當今世界所造成的貧富不均、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發(fā)展不均衡等諸多問題，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與實踐意義。（后宗瑤 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