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秀才識字識半邊”背后的故事
中國自古有俗語：秀才識字識半邊。因為在漢字當中，形聲字占到九成以上。但是，“半邊”找不對，也會鬧笑話。于是乎，這句俗語又成了諷刺不學無術者的貶義詞。
漢字的演變，以秦朝為界，分為古文字與今文字兩個階段。古文字包括甲骨文、金文、大篆、小篆，今文字包括隸書、楷書、草書、行書等。有人將隸書作為古文字與今文字的一種過渡形體。
中國的歷史悠久漫長，疆域遼闊廣大，這便使語音發(fā)生了重大的變化；當然，更重要的原因還是變動――即戰(zhàn)爭，動亂，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口大規(guī)模遷徙。
中國自古以來有這樣一句俗語：“秀才識字識半邊?！痹跐h字當中，形聲字占了絕大多數(shù)，到目前為止已經達到了90%以上，給識字者帶來了很大的方便。清代著名語言學家段玉裁即說過：“同諧聲者，必同部也?！狈g成今天的話就是：以同一個字為“聲符”的一組形聲字，例如何、河、柯、苛……它們的讀音相同或相近。
然而，在數(shù)量浩大的形聲字當中，卻又每每會出現(xiàn)“不盡如人意”的地方。例如“破綻百出”的“綻”、“草菅人命”的“菅”等等，如果只是讀“半邊”必然會貽笑大方。于是乎，“秀才識字識半邊”也就成為了一個笑柄，成了一個諷刺不學無術者的貶義詞。
名人、大家為何也讀錯字
秀才識字，讀半邊鬧笑話，緣于“半邊”沒有找對，這屬于文字學方面的問題。在古代，人們往往將文字、音韻、訓詁合稱為“小學”――基礎學科也。這門學問非常深奧，非一般人所能掌握，因此“小學家”們每每都非常自負。據(jù)說語言文字學家黃侃就是一身傲氣。一次，著名的經濟學家馬寅初去拜望他，與他談到了《說文解字》，不曾想，黃先生竟然置之不理，還扔出了這樣一句話：“你還是去弄你的經濟學吧，小學談何容易，說了你也不懂！”
《說文解字》，為東漢許慎所著，是我國第一部字典，它的出現(xiàn)標志著我國文字學的真正誕生。它對“六書”，即漢字的六種構造方式，不僅下了定義，而且還進行了解釋，即象形、指事、會意、形聲、轉注、假借。其中前四種屬于造字方法，后兩種屬于用字方法。
象形字，是一種形象化的符號，比如日、月、人、牛等等，取的是事物的輪廓或是最有特征的部分。指事字，則是用抽象的符號來表示意義，比如一、二、上、下等等；又或是用這種抽象的符號標示出所要說明的事物的特點所在，比如本、末等等。會意字和形聲字則不同了，它們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組成――會意，是把它們合起來，表示出一個新的意義，比如杲、杳等等；形聲，則是用其中的一部分表示它們的意義范疇，用另一部分表示它們的讀音，比如河、柏、爐等等。
由此可見，在象形、指事、會意和形聲這四種造字方法當中，前三種均不能表“音”，唯有形聲字具有了這方面的功能。為此專家學者們認為，形聲字的產生是漢字造字法中一個根本性的變革，甚至有人斷定：這是漢字之所以沒能像世界上絕大多數(shù)國家一樣走上拼音化道路的重要原因。
既然形聲字可以表音，為什么又有人會將它讀錯呢？只因表音的部分沒有找對。具體來說，又分為以下四種情況――
第一，錯將會意字當成了形聲字。
通過剛才的分析，我們知道了：在“六書”當中，象形和指事屬于“獨體”(即不可再分化為字了)，會意和形聲屬于“合體”(即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構成)。為此，對于“獨體”，不存在“識字識半邊”的問題；而對于“合體”，則出現(xiàn)了究竟哪個“半邊”屬于表音的問題。
據(jù)說北宋名相王安石也曾鬧過笑話，他將“波”解釋為水之皮，將“滑”解釋為水之骨。蘇軾嘲笑他說：“如此說來，‘鳩’就是九只鳥了?！报D―王安石犯的錯誤，是將形聲字當成了會意字；我們今天則更容易將會意字當成了形聲字。比如：昶(chǎng白天時間長)、嵐(lán山里的霧氣)、昊(hào廣大無邊)、蠱(gǔ蠱惑，將眾多毒蟲子放入器皿當中，令其互相吞食，不死者曰蠱)等等，若將它們的“半邊”當成了聲符，就必謬無疑了。然而犯這樣錯誤的人卻不在少數(shù)。
第二，找錯了聲符。
在大多數(shù)的形聲字里，結構上是存在著一定規(guī)律的，比如：左形右聲、右形左聲、上形下聲、下形上聲、外形內聲、內形外聲。
至于為何會找錯了聲符，原因有二：其一，弄反了。比如“問”，聲符偏偏不是“口”，而是“門”；“篤定”的“篤”，聲符為“竹”，而非“馬”；“?亭”(山西地名)的“?”(sī)，聲符偏偏不是“虎”，而是上面的那個部分。其二，有一部分字的聲符與形符并非“平分天下”，而是偏居于一個角落，比如，有聲符偏于一隅的，例如“施”。民間有這樣一個傳說：明代著名文士方孝孺，因為堅決不給燕王朱棣草擬即位詔書，被誅滅十族。其僥幸活下來的后代被迫改姓“施”――其義即“方人也”。其實它并不是一個會意字，它的形符讀yǎn,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是旗幟的形狀，因此以它為部首的字多與旗幟有關，例如“旌”、“旗”等等，因此它們的聲符沒有占據(jù)“半邊天下”，僅僅是右下方的“也”、“生”、“其”等等。
第三，聲符字本身的寫法發(fā)生了變異。
主要有兩種表現(xiàn)：其一，它被省略了一部分形體，或是被簡化了，致使今天的人們無法將其認出――比如“京畿(jī)”之“畿”，聲符字本為“?住?幾)，加進形符之后，竟省略了其左下的部分而不成其為字了；“麇集”之“麇(qún)”，聲符字本為“??qūn,古代的一種糧倉)”，簡化之后竟變成了“禾”……這些字如果還堅持讀“半邊”的話，同樣是必謬無疑。 其二，它的形體(亦即寫法)發(fā)生了訛變，同樣使今天的人們無法相認――例如：“賊”，讀左半讀右半都不對，而是從戈則聲，“責”，上、下都不是聲部，而是從貝?c聲(cì刺的本字)。
為什么會出現(xiàn)這樣的情況？因為漢字的形體在數(shù)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發(fā)生了變化。一般來說，以秦朝為界，分為古文字與今文字兩個階段。前者，包括商周時期的甲骨文、金文及秦統(tǒng)一天下前的大篆(又稱籀文)和統(tǒng)一天下后“書同文”的小篆；后者，包括秦漢時期出現(xiàn)的隸書，和魏晉之后出現(xiàn)的楷書、草書、行書等等。有人將隸書作為古文字與今文字的一種過渡形體?！半`”即“皂隸”，政府基層工作人員。秦始皇統(tǒng)一天下之后政務極其繁忙，《史記?秦始皇本紀》中記載：“上至以衡石量書，日夜有呈，不中呈不得休息?！睘榇?，負責書寫工作的皂隸們的任務也繁重不堪，然而該時的小篆筆劃太繁，書寫極為不便，于是他們便將原有的結構化繁為簡，從而漸漸發(fā)明了隸書。然而這樣一來，字型是簡單多了，但是它們卻打破了文字原有的結構，有些字也從此很難再找到它們的“娘家”了。
第四，聲符被人為地變成了“多音字”。
漢字于造字之初，均當是一字一音的，絕對不可能出現(xiàn)一字多音的現(xiàn)象。但是解放后，人們在對漢字形體進行簡化的時候，卻漸漸忽略了“六書”的要求，人為地產生出了一批形同、音異、義更不同的所謂“多音字”來。
比如“廠”，本讀hǎn，是一個古已有之的象形字，意為山崖下的石穴；但“工??”的“??”字簡化后，卻將聲符“敞”省去，只留下一個意符“廠”，使得原本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字合用了一個形體，變成了所謂的“多音字”。
如果它們單獨使用，尚且不會造成因“識字識半邊”而帶來的錯誤，但是一旦作為聲符，便后患無窮了。比如說，“適”與“?”，即屬于這種情況――前者的聲符是kuò(上邊為“氏”，下邊為“口”)，后者的聲符是“??”(dí)，但繁體一經簡化，硬給“合二而一”了，造成了“冤假錯案”――更有甚者，由它倆簡化成的“舌”，卻又不是“舌頭”的“舌”，“舌頭”的“舌”是從干、從口；比如 “甜”，即由“舌”和“甘”會意出來的一個字。
戰(zhàn)亂、遷移造成讀音變異
造成“秀才識字識半邊”錯誤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：表音的部分沒有讀準。這屬于音韻學方面的問題。
中國的歷史悠久漫長，疆域遼闊廣大，這便使語音發(fā)生了重大的變化；然而更重要的原因還是變動――即戰(zhàn)爭，動亂，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口的大規(guī)模遷徙。
舉例而言，在中國悠久的歷史長河中，統(tǒng)一政權時的京都往往都在北方，它不僅是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的中心，而且語音也被視為“正聲”，即標準音(正如我們今天的普通話要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一樣)。但當我們北部邊境的游牧民族紛紛南下，而朝廷又無力抵抗時，中原地區(qū)的人民便只有隨著中央政府大規(guī)模南遷了；與此同時，他們亦將中原一帶的語音帶到了新的地區(qū)，并且從此保留了下來，而且離開中原越早、越遠，保留的古音也就越多、越純(例如吳語、粵語、湘語、鄂語等等)。而此時的中原大地，則由于更換了主人，在語音上也同樣呈現(xiàn)出了新的變化。(陳虹)
